读懂这些发黄的书信、日记、账本,能够让我们理解父辈,理解自己

张乐天

       张乐天,社会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1949年出生,浙江海宁人,图中他在复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这里堆满了他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民间一手资料,有书信、日记、票据等等。整理和琢磨这些资料,他乐此不疲。晨报记者 李欣欣

      1960年代一对恋人一封通信,这是张乐天选修课“书信里的中国人”的“教材”。“宁哥:分开后我回到家六点多种(钟),一起都很好,就是晚上和来永打了一架,把我气得要命,觉也没睡好,周身不对劲。……我看你好像困似的心里很不放心,希你一切多注意,免我惦念……宁哥,你见到给咱找房那人了吗?有希望吗?……哥哥好 你的华62.9.3”(信中标点为编者所加)

     1989年,张乐天老家浙江海宁的一个村镇陈家场,当时偶尔有骑车来此,一对母女在这辆轿车旁合影。

   1977年,张乐天的父亲张绍达。他穿着中式衣衫,脚上却穿着皮鞋。在自己的亲人、乡亲身上,张乐天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悲欢离合的记录与研究,是缺席的,这正是今天很多问题和矛盾的原因之一。

资料室一角,堆满了张乐天多年来收集来的“宝贝废纸”。/晨报记者 李欣欣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张乐天近30年孜孜不倦地收集“民间生活史料”?

最初开始的地方是他的家乡,浙江海宁联民村。当时的他已经在大学留校任教,为了调查当地村落的真实生活,他一次又一次返回到家乡去,持续不断地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一套村干部的工作笔记,从1954年到1982超过120万字。

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这本著作,为他在国内外学界赢得了声誉。不过当时的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即使在今天看来,研究人民公社似乎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发不了文章、评不上教授也要做这件事情”。

1949年,张乐天出生在海宁联民村,和年迈的养母相依为命,10岁左右回到自己在上海的亲生父母身边上学。1969年初,张乐天插队落户到家乡,在农村做了整整十年农民,日复一日地干农活、挑一百斤的担子、摇船去换米……加上父亲的“成分”不好,几次考大学的机会擦身而过,志存高远的张乐天渐渐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星期日:在村里做农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张乐天:我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是我个人永远改变不了的,这一条就能把我整个人给否定掉了。那时候我每天非常辛苦地做事,一天大概也就几毛钱,可能要攒好几年的钱,才有可能买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我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养猪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猪,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猪一样,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吃饭,我太不甘心了。

星期日:没有希望的日子是很灰色的。

张乐天:即便想着以后没有机会走出这片田地,内心深处是不甘心的,所以还是会在“活着”这样的背景下做很多事情。比如写诗歌、写小说、创作歌曲、学外语,在电台里收听法语广播。当时自己是很清楚的,做这些事情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但还是会去做。我对《舞台姐妹》的一句台词印象很深,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当时想着,就这么活着吧,这样的想法成为当时支持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星期日:后来你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了,那个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乐天: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当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动力也特别大,一考就考了全县第一名,上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

星期日:好不容易离开农村,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又留校任教,可以说彻底摆脱了原来要一辈子当农民的命运,为什么后来做调查研究,还是要回到家乡去?

张乐天:我在家乡前前后后生活了20年,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在村落里,大家依赖着同一片土地生存,这让大家自然而然地会相互支持,有情感交流。这和城市很不一样。在村里,谁家打了灶头,其他人都会送东西来,哪家人遇到红白喜事,其他人也会去帮忙。隔壁人家烧了一碗南瓜,会端过来分给我们吃。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在村里干活,突然有人生病昏倒了,我和其他三个小伙子把他抬去医院,跑了十里路。当然村里也有很多特征是与现代性不符的,比如人与人的界限、财权观念等,但好的传统更多。另外,我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年代里,那些老百姓的故事,我想把它们留下来,告诉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总是能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时代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如果只调查现在,可能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把时空的镜头拉开一点,去解读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会给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反正种种因素,让我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星期日:你还是想把做学问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

张乐天:对啊,我一生都在这么做。太多的热情和苦难,那些平凡的、残酷的故事和感受,在那些刚刚过去的时代,都曾如此真实地发生。

在张乐天的心里,有两个永远的遗憾。小时候家乡的养母一个人养育他,后来插队落户回乡,也是她照顾着自己的生活。1985年,张乐天留校任教,正式参加工作了。“我工作两年后,养母就过世了。那时候工资不高,也没能在物质条件上好好地报答她,后来收入慢慢改善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是1987年过世的,那年我向学校请了半年假,回乡去照顾母亲。为报答母亲,她过世时,我在村里设了好多桌流水席,把大家都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经验着自己的生命历程,一边也记录下了农村丧葬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我想,真实地记录、呈现,也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生命中另一个疼痛发生于1970年的夏天,张乐天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的他插队落户在浙北的家乡,最小的弟弟还在上小学,暑假里从上海到乡下来看他。在一个酷暑里掺杂着些许微风的清晨,天不亮,张乐天就去田里干农活了。埋头在田里的时间过得很快,当有人喊他的时候,他身上正挑着200斤的谷子准备往回走。

“当村里人跟我说河边发现了一双鞋,像是我弟弟的时候,我脑子里一下子懵了,放下谷子就往河边跑,路上还叫了一个人和我一起去。”说这段经历时,张乐天的语气变得缓慢、停顿,“当时是我把弟弟从河里摸上来的,按照那时村里的风俗,要先把他倒过来脚吊在肩上,背着绕河跑七圈。我抓着他的脚绕着河拼命地跑,一圈又一圈,很多人都在旁边帮忙,帮我把河边的树扳开,把路清出来,后来一看不行,又背着他上医院,结果还是没救回来。”

“在那里死去的亲人,我永远想念他们,还有村里那些给过我支持、帮助的人们,我永远感激他们。”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那些生命中永远的痛,成了张乐天努力记录的动力。“最真实地记录、呈现这片土地,是我纪念他们的唯一方式。”

椅子围成一个圈,说说自己的困惑

坐在复旦大学“五教”旁听《书信里的中国人》这堂课,我心里对上课的同学们有几分“羡慕嫉妒恨”。十年前的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和老师“平起平坐”地交流、讨论,甚至今天的我,在面对职业是“老师”的采访对象时,依然会感到自己内心的压力与惶恐。

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学校里课堂中接受“填鸭式”的学习,我太习惯了“灌输—吸收”这样的模式,只要认真听老师讲课,会背会做题,就能当好学生。当我从课堂中走到社会,成为一名记者时,工作却需要我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曾经让我受益的学习模式忽然行不通了,我开始尝试着改变学习习惯,可习惯的改变多不容易啊。张乐天说,他很感慨于现在的媒体,太多泛泛而谈的内容,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我认同他的观点,但谁曾教给我们这一代人关于独立思考的哪怕一点点微小火花?

那天我坐在课堂里,看着同学们可以这样有机会,用体验性的方式去学习,突然就非常希望时间能够倒流,让我再重新回到课堂里,有机会,去选修这样的课,有机会,在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就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体验自己。哪怕就只是在课堂上,像那些“90后”的学生们那样,围成一个圈,和老师面对面地坐着,把自己的困惑、好奇拿出来分享,就很值得了。

遗憾的背后呢,好像也有几分兴奋,张乐天说,这种参与互动式的课程是一种尝试,目前类似的课程很少,但学校很支持。我在想,如果未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让学生在体验、探索、交流互动中学习成长。那么,不管那个时候的我是什么样的岁数,我一定要把自己扔回学校里去,认认真真地,重新来过一次。

 

文章来源: 新闻晨报(上海)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4-10/19/content_26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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