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在福建施行的特色的描述

这是由王斯福教授领导和ESRC资助 (2002-06年) 的 "痛失亲人的传输与确认:中国的大跃进的文献研究"项目的成果的一部分 '。这是根据大跃进运动(福建卷)”, 福建省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部, 北京: 中国共产党史出版社, 2001年

注: 三组包括党内外所有阶层的逆向改正:

第一t: 1956至57年的反左 (1956年9月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1956年11月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展一个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官僚主义的改正运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另外,会议认为1956年的纠正左倾冒进是错的。

第二: 1958至59年的反左 (1958年11月至12月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这是 "大跃进"运动发动后党第一次纠正毛泽东造成的左倾错误。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总结了运动: 通过一系列管理原则去纠正公有化及人民公社制度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再次批评了"冒进", 然后从1959年8月至1960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1959年8月在庐山举行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领导的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三: 1961年的反左。1961年1月举行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的重组, 其八字原则为"调整, 巩固, 强化和改进"。这终结了"大跃进"。 然后在1962年的反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9月的第8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一个关于阶级, 处境, 矛盾和党的团结的报告。他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会议发动了另一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斗争。它也批判所谓"黑暗风"及"翻案风", 为后来1966年发动反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准备。

序言

1956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综合性发展社会建设的一个折腾时期的开始。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清楚地指出我们将来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与腐败和堕落斗争并从党中清除积习难改的, 堕落的和腐败的元素。 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再次强调预防领导特权的需要。毛泽东在会议上也警告党需要警惕不要在党内形成一个将党和群众分开的 “贵族阶层”。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会议决定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展开一个“党内整风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去纠正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他们清楚定义了整风运动的目的, 要求, 原则和方法。它在5月1日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并正式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1957年的反右整风运动逆转了百花齐放整风运动。

总的来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9月的党八中全会中建议了一个平衡的指引。它是反保守及反对“冒进”, 并继续稳定经济发展的。为了执行这些的指引, 福州市根据现实的情况, 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一系列的政策。福州在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 收入提高了, 物价稳定, 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改善, 干部的工作作风是民主的, 社会稳定,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高的, 群众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主张, 而对党的号召一呼百唤。

福建东部的宁德地委在5月16日制定了一个“应付不纯的干部”的计划“。它认为在解放初年, 由于闽东的'南下军队干部'不明白当地的情况和方言,他们必须吸收大量可以讲普通话的人作为翻译员。他们成为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中介。 然而,他们的大多数或他们的子女是反对阶级的成员,甚至自己是反革命的。这造成了革命力量的严重不纯洁。福建省委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并派出工作组到闽东。与此同时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据统计,县在1957年处理了1579个不纯的干部, 占干部总数的10.74%,并计划多处理400至500个不纯的干部。

在仙游县,“南下干部”与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小匈牙利事件”。县党委认为仙游地下党的干部与游击队力量组成“反革命集团”,及兴起了“一个反南下干部的风波”和可能发动一个武装政变 (322-23页)。

这种南下干部与福建省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也发生在泉州县(122页)。1957年6月8日对右派进行攻击的中共中央指令宣称党内反左派整风运动已经稀释了对腐败的整改。泉州县共产党(当时被称为晋江县)送了一份报告给福建省省委,提出在治理整顿运动中那些创办老解放区的福建干部批评了那些南下军队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地方主义应该被包括为这个新的整风运动的目标之一。他们指责地方主义者觉得中共欠了老解放区人民的一个人情债。这违背了人民对党的人情债。党和地方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党内部的斗争 (122-124页)

注:“南下军队干部”在反左派'整风运动中被批评,而在反右运动中“南下军队干部”反击那些背景是福建省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干部。最后前者赢了战争。

福建的反地方主义发生在全国的“左”风环境中。在中共福建省历史上这事件的规模是空前的,并且是一个显著的不公情况。福建地方官员的活力因而受到严重打击 (7页)。

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外来的人民解放军干部之间的斗争在其他几个地区发生,并涉及了一系列清洗包含了爱国和亲共的地主和商人党员的运动(见陕西Ngo Minh-hoang的工作)。也可以参看Ralph Thaxton 在河南的工作,在那里地方干部在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权担任有责任的职位。还有随之而来在1949年后,公平税收和土地再分配的运动转变为阶级斗争的运动。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中毛泽东的讲话引发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的大辩论。

在十一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动员全民去讨论农业发展的40条条例,启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它要求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以发动一个生产前线的大跃进。福州在实施这种精神中使用了一些方法,如鸣放[绽放],以大的方式提出意见,大字报,小组讨论,研讨会和其他形式去揭露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它为发动大跃进准备了公共舆论 (225-226页).

大跃进的发动: 1958年至1959年初

作为大跃进的第一波,在1957年的冬天有一个兴建水利的运动。福建省的党领导被中央委员会赞扬它动员“人海”建设水厂。这对福建是显著的,因为它遭受旱灾。这些工作意在解决水源短缺的问题。但五分之二的结果都是低于标准(15-18页)。

公社的形成和一个增加农业生产和生产用于钢铁生产的铁锭的运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是泉州县(当时被称为晋江县)惠安人。他在泉州另一个乡镇南安的一次参观后在1956年曾经建议乡镇与合作社合并。陈伯达于1958年在红旗杂志和其他地方传播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结合农业,工业,贸易,教育和民兵的概念。福建省在1958年10月实现了由2500 个乡镇和17000个合作社组成的630个人民公社的计划 (47-51页).

漳州县(当时被称为龙潭县)党委组织了包括粮食,合作社和法律制度三个主题的大讨论。例如,在四个县的114.242意见当中,粮食占35%,合作社占27%,法律体系占10%,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占22%,及领导问题占6%。一些县和乡镇官员做出了“太慢”的自我检讨,并惊呼他们想“跃进”。之后它是一个真正的飞跃。以“拾粪”为例, 它比1957年增长了3倍。县提出了一些口号: 在海边兴建化肥厂,将锅子搬到那里去把海洋煮沸; 打破惯例将粪便撒在地上; 移山与男性团队较量; 为了拾粪,心是热而感觉水不冷,山也作为一个战场,将农具作为刀和枪去吓唬土地神和将龙王吓死(152-154页)。[在福建各地区都有粪便收集运动]

在漳州脚炉生产大队,群众对封闭种植有不同的意见。生产大队随后召开一个批斗会,并拿出了一支机枪来吓唬群众,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食堂是严重浪费的。许多农民,甚至一些党和共青团的成员和一个党委书记大肆率先退出食堂。(161-168页)

把树砍掉放进锅炉去炼钢破坏了山边。但在海边也有植林的项目。例如,东山县是一个曾经长期被海风吹拂的沙滩岛屿。县党委成立了一个由林业技术人员的造林实验组,政府官员和有经验的农民组成的三合一组合。它开发出了一个适合的计划给地方和一个苗圃种植园。县制定了一个造林政策,其中县负责全县造林,国有,公社拥有土地的公社,而个人种植房子周围的的树木。 从1959年的3年,超过400个山顶和超过3万亩沙滩被树木覆盖。它从根本上将东山的环境从一个荒岛改变成了一个有香果和花的美丽岛屿。(167-168页)

1957年福州的粮食种植是189,613亩, 每亩生产是386斤, 总生产是732,841担 (大约每担100斤)。1958年的粮食种植是161,359亩, 每亩生产是385斤, 而总生产是621,376担, 比1957年少15%。但是, 1958年福州农业生产综合报告宣称1958年农业生产的“星”或“卫星”已经点燃了各种颜色, 尽显天上的星星朵朵无处不在。1958年7月15日连扳农业合作社, 城门镇, 闽侯县开展了大“卫星”, 声称早稻的产量每亩5806.85斤。中共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去那里亲自向他们表示祝贺。在10月11日, 红沙营大队, 城门公社射出了一个亩产11,741.5斤更大的“卫星”。南屿公社在11日发射了一个亩产22204斤的超级“卫星” [所有这些都是模拟和叶飞模式竞争的] (229-30页)

随着共产风, 闽侯县城蒙公社启动了全省第一个公社食堂。它也提供了一个“包10”的供应系统:吃, 穿, 用, 分娩, 老人护理, 病, 死, 教育, 洗浴, 甚至理发对公社成员也是免费的, 完全由公社支付。为了实现这个想法, 他们通过把富人的资源拿走使他们与穷人分享资源, 并将它们分配给穷人 (夷平而调)。例如, 一个叫魁奇的富有村庄被夷平并被从乡村财产转移4万元, 即每位村民162元给公社或以上; 远扬村被夷平及转移15万斤米和30膄船; 平原公社被夷平和转移6,027头猪; 平摊公社被夷平和转移338万劳工, 7408亩地, 579膄渔船。在福州市, 被夷平和转移的材料总值超过2700万元和12万亩地 (234页)。 然后徐水县的“15套餐”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而莆田县黄石人民公社实行了一个“17套餐”的供应系统给它的成员 (315页).

福建省委和省人大多次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求支持以福建为基地的工业, 包括化工, 机械, 钢铁和轻工业系统。中共中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前批准在福建设立化工和钢铁厂等建设项目。省委经过两项调查和一个审查后于1958年1月决定在三明县开建设一个钢铁厂及一个化工厂。三明钢铁工厂在1958年8月开始建设及在1959年1月完成。年产量是20万吨铁, 12万吨钢, 8万吨钢材料。它形成了一个附有炼钢, 轧钢, 电力, 铸造, 无缝管车间和相应的铁路线, 公路, 桥梁, 水电和热等的基础设施项目系统。解放前要花20年时间去建这个规模的项目而大跃进前需要4年的时间。但是, 由于过分强调速度但忽视质量的结果, 三明钢铁厂第一年损失1千1百11万1000元, 之后连年亏损, 直到1978年它才转为赢. (249-155页)

在2004年一个类似的故事告诉我们关于在安溪虎头建立大型钢铁冶炼厂。

在福建北部的南平, 9%的干部后来被发现有使用暴力去执行命令, 其中包括打, 骂, 将人捆绑起来, 处以罚款, 让人下跪, 把他们锁起来, 在公众场合批评和谴责人, 将白旗插入人, 甚至把人弄死[实际上和中国其他地方比是相当温和]。在1958年, 莱州生产队吹嘘其粮食产量每亩达1600斤, 但它实际上是370斤。该队成为了模范队。但是, 队的领导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作为奖励一面大红旗。经过工作组开展几次“思想工作”后红旗被取回 (285-86页)。 在一个山区, 1800条小村庄被迫合并到山区以外更大的村庄。最终山村民不能定居, 并搬回原来的住所 (286页)。

第一次撤回及道歉 – 改正

1959 年3月及4月

经过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夏天的一系列的会议, 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承认曾有过“左”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3月写了四封信给每个省, 主要城市和自治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反复强调所有时间“关心群众的利益“的问题 (55页)。毛泽东一封4月29日的信也被分发给省, 地, 县,公社, 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的六个级别的官员和干部。他呼吁人民只注意现实的可能性, 顶住不切实际的目标及同时以工作热情提高生产, 并允许农户承担一些集体生产的责任 (63页)。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在1959年1月22日至2月16日参观晋江并在他的报告中肯定了人民公社, 但建议生产目标应该被讨论及与群众一起决定。供应系统应该严格地按照工作来组织, 官员应该把群众当作他们的亲戚而干部应该从生产得到他们的大部分收入, 并且只能被支付津贴作为一个干部的工作时间。(137页)

中央救灾办公室将福建包括在15个粮食严重短缺的省之中。周恩来总理向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发送一个进行调查的要求。

随后有一波对公共食堂,分销, 生产组织和降低生产指标的政策收缩。他们都预示了各级干部的道歉。福建省党委书记叶非在扩大会议中向14,000官员道歉 (55-56页)。 这是一个纠正及干部提供账户和道歉的运动的开始。

不仅粮食短缺,猪肉和鸡蛋的产量也是去年同时期的一半及严重缺乏炊具和农具。大字报的投诉和批评是允许的 (67-68页)

四个“不健康倾向”的例子被进行宣传。

首先是命令主义和武力的使用。给的例子不仅是标签一个人右派, 插他们一面白旗 (将一面白旗放在他们的名字旁边), 更加上进一步的迫害, 在四个案件甚至是死刑。另一个是迫害一个把她赚的400块人民币收起来而不是将之交给公社的女人。那个女人由于留起几块人民币都不被允许而自杀。 (74页)

第二是对每亩产量的浮夸,及用白旗惩罚那些表示任何疑虑的人 (76页).

第三是管理人员利用自己职务去挪用公款和缺乏财务责任。超过五分之二的福建团队领导被调查人员发现犯有这些过犯 (76-77页).

第四是对待人民差。根据运动的报告, 超过40,000个干部的道歉被185,754个在福建作出道歉的人中的95%所接受。

在晋江县, 毛泽东4月29日的信在5月4日被收到, 并在同一天转达给公社和生产队, 内附晋江第一书记关于他欠了年长的兄弟姐妹在过去半年在农业生产上的大损失的一个道歉。(132-133页).

干部作了公开的自我批判。有些归还了他们转移了的资金。修正了的户口已让群众看过。团队被给予更多的生产责任。家庭可以养猪,家禽和兔, 并给予地块去种植。(134页)

厦门在郊区的12个人民公社开始了一个“做账和整风运动“: 他们算了账及尽可能归还财产给机构或个人, 并允许公社成员增加畜禽和恢复自留地 (296页)。厦门从1959年6月到9月受到台风的袭击而结果根据统计一共损失3千3百万元和超过200人死亡 (297页)。

在闽西, 全省最贫穷的地区, 在1959年初龙岩县推出了一个“做账, 重组人民公社和整顿官员作风”的运动。这导致了政府和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帐户被计算, 考察和验证。财产, 现金和物资被退还给集体或个人。官员和干部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认识, 形成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更密切的关系, 并建立了干部和群众是他们自己事务的主人的思想。群众报以“四有” (更多的能量因为产量被更好地计算, 吃得更多因为被隐蔽的粮食被公开使用; 更多的钱因为更多的钱可以被分发; 更多的话语权)。因此, 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发现了掌握自己的事情的感觉 (187-189页)。

在闽东(与浙江接壤) (215-18页) 做账目后发现县欠人民公社35163万元, 并已经偿还30765元。人民公社欠会计单位(生产大队或小组) 12,555元。属于个人的物品或金钱也不得不退还或制定计划退还给他们。90%曾经使用武力或犯法的干部在公开会议和专题讨论会中作了自我批评, 或在个人的访问中表示了歉意。

在福州, 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时期。毛泽东给各级干部的信缓解了党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党群, 已被干群 - 干部群众关系损坏], 和润滑了官员和群众[干群]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所有从个人和集体被夷平和转移的财产和物资应该归还给他们。但是, 由于公社化时代的大量浪费, 实际上只有少于一半被归还。另外, 在整治运动中, 资金和财产的腐败使用被清理整顿。 例如, 一个郊外公社揭发68宗贪污公款达1万元, 集体隐藏红薯, 大米, 花生和其他有价值食品达1万元 [NB 在福州的部分没有提到道歉]。

南平地委成立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组”。1959年3月,全县举行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五级干部会议。基层干部提出了许多意见,像吹嘘大跃进的意见,一级干部骗另一个级干部, 农民骗了干部。他们也形容了公社社员的工作态度:阳光灿烂的时候出来上班,排队步行到田间弯曲如一条龙,走叮当与叮当半天,一寸一寸地移动到一块田,像乱七八糟拥挤的蜜蜂般工作,两天的工作不到一天的价值 (275-278页)

再发动

1959年7月及8月至1960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的信指出了大跃进的失误而被指责为反党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通过使用新的白旗重新开始,由省委书记叶飞在福建实施。省委书记的秘书蒋毅震是被批评了的84, 247个省级干部中被指责的其中一个。他被撤了职, 但他提出进行调查, 说他犯了一些错误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反党的地步。六个月后省党调查组撤回他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而他则被恢复他的职位 (78-80 页)。言下之意是像他这样的上诉在党的各级都可以在成功的希望下进行。然而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整风运动被推行去批评地方干部去除公共食堂和降低生产目标。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家庭比例由50%再次提高到80%以上。家庭包产到户被撤回, 自留地再次被征用作公共食堂, 而钢铁的生产通过煤炭和铁的一个新战斗再次被强调。城市也组织公社。

根据闽北南平市的报告,它被称为一个整治干部工作作风和整顿人民公社的运动。维护党的总路线是中心任务。在党和政府部门它被称为整顿,而在农村地区它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59年11月持续至1960年4月。

1959年8月, 福州第八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发动了反右斗争。577个官员和干部被批判及变成"堕落者”, "严重右倾思想",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或“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他们在1962年被平反。

为了满足“更大大跃进”的需要, 福州党委在1959年定下了全市工业总产值为5.8至6.4亿人民币的目标, 这是1958年的125-150%的增长。这时共产风又刮起。生产大队, 公社, 甚至政府拥有的工厂和城市政府部门的企业和学校都将共产风吹到了郊区, 即从郊区平分和转移财产。285个市区工业企业的工作单位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参与在内。他们铲平和转移了33,539元价值的现金,征用了58,498元价值的土地,6,176亩土地,29亩鱼塘,66,000苗木,53,944斤大米,11,660斤稻谷,36间房子,163件农具,153,173劳工等。此外,郊区公社提出要实现“四个十想法” - 10,000山珍品,10,000 养猪场,10,000 养鸡场,10,000 万养鸭场 (238-241页)。

奇怪地, (报告说) 差不多所有福建省的县委第一书记都是正确的。唯一的例外是陇西县。那些与第一书记有差异的人在反右派偏差斗争中受到了批评。在陇西县有815个官员,440个从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和415个党员及公共交通企业的官员等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到1961年底他们大多数被除去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169-170页)

莆田县从9月25日至11月底转战冶炼钢铁的四大战役。它推出了三个“卫星”,并全部成为全省第一:第一个打破日产量200吨; 率先实现每日一千吨; 每天4005.259吨产量的记录。然而,它实际上造成了328万元的总损失; 国家补助了114万元 (312页).

报告的一部分称在漳州有成功的重新造林和对荒漠化的防御, 例如东山县把它变成一个有水果和鲜花的岛香 (166-167页)。而漳州的产业化确实建立了一个农产业基地, 但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可怕代价和无用的铁的极大浪费 (156-159页).

在闽西, 龙岩县通过收集关于大跃进的看法和意见, 并发表“龙岩县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主要论点”展开反右倾斗争。它规定不超过1%的总人口应该受到批评。但贫下中农成为批评的对象。在武平县, 47.6%的下中农和贫农被指控, 在永定县46.9%, 而在龙岩县49.8%。

到1959年冬天, 23,000人遭遇水肿和肺炎, 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1,619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粮食减产。1960年龙岩县的粮食产量只有7,100万斤, 超过30万亩已经停止种植, 而国家从县内采购了4,100万斤。经过国家的采购后, 许多地区的人们都几乎没有粮食。公社成员的工作时间过长。在反右倾偏差和发现隐藏的生产的运动中一些地方官员和干部拿回成员的地块, 甚至从成员家带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县党委主要领导“的官僚作风有严重的问题, 隐瞒粮食短缺, 疾病及非正常死亡的事实。

福建省北部南平市的城市人口从1957年的322,114增加到1961年的648,992,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957年的16.6%上升到1961年的27.9%。这导致农业负担更重及粮食的严重短缺,并导致饥荒 (288-89页)

然而, 大跃进不能在福建的所有地方被再发动。1959年闽北最贫穷的南平在粮食短缺的影子下, 人民的革命热情不能再被重新点燃。8月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是原来计划的66%。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在年底稍稍地结束 [注 这提早结束了大跃进]。

左倾错误的改正及从自然灾害的恢复

1960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农村地区发出了一个“三反”的指示,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一个所谓“新三反运动”。

这三个新的反运动与反右斗争交织在一起。它改善了莆田县干部对群众的态度,使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而集体经济也得到了一些加强。然而,在一些地方群众互相打了对方及甚至打了干部。不断扩大攻击范围意味着大批干部遭遇不公 (316-318页)。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7月莆田受到169天的大旱灾及3个台风袭击。莆田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196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一个“人民公社目前政策的指令函“。

196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从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转递两份文件"的重要指示。中央委员会要求各地方党委立即复制他们的方法去派遣工作组到最多的问题的公社,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去纠正平均主义水平和共产风,并确保大量劳动力返回农业生产 (351页, 活动).

1961年1月,中共颁布了结束大跃进运动,并落实一个生产的“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指导方针政策(173-75页)。

1960年漳州县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 摧毁了粮食, 使房屋倒塌和家畜死亡。三年的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使粮食生产在1961年降至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万斤 (从from 1957年的一亿五千四百三十万斤, 1958年的一亿三千三百九十万斤, 1959年的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斤和1960年的一亿二千一百五十万斤)。 和平县的人民只拿到了每人每月11斤粮食。 漳州的橙收获下降了60%, 黄麻73.62%, 甘蔗57.26%, 花生63.4%, 猪的购买减少了51%, 鸡和鸭减少了77% (195-198页)。

在闽西, 县党委和政府意识到三年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主要是因为县领导的错误, 而不仅是自然灾害[注:这是在当时], 而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错的。他们已经从农村地区调派20万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工作, 这意味着30万亩的土地没有被耕种。1958年和1959年的“白旗”和“反右倾偏差”运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客观规律被忽视和吹一股不恰当的共同所有权的风。例如公社成员的猪在1960年被公有化而导致了30万头猪的死亡。另一个例子是无视当地的自然状况,盲目地促进种植10万亩的韩国干大米而什么收获都没有。权力横行。例如, 在龙岩县适中人民公社, 1,434个公社社员被分配去建筑堎坑水库。在执行的过程中, 干部将224人停餐和捆绑, 将549人吊起来打, 结果造成17人死亡和38人在家中死亡的严重伤害。群众叫堎坑水库“阎罗王[炼狱之王]人民公社”。

 

(韩志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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